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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控制了整个中国的版图，建立了以蒙古族为最高统治的元代王朝。由于强烈的民族歧视，森严的等级划分和一系列高压政策的推行，使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了。在这种情况的作用下，广大汉族知识阶层发生了分化：部分贪恋高官厚禄的人，跟着蒙古统治阶级走，其他大多数文人，都不愿做元朝的官。这种分化，直接影响了元代的文学创作，总的来说，元杂剧南戏、话本小说和一部分散曲，都具有一个明显的基调——同情百姓疾苦，反抗民族压迫的优国忧民思想；而大部分的诗词散文和少量的散曲，因作者多属社会地位较高的上层人士，题材则偏重于统治层的酬世赠答和身边生活琐事，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自然也就不同了。
元代文学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元曲，主要包括散曲和杂剧两类。散曲是元代我国北方民间兴起的一种口语化通俗化且又雅俗共赏的文学新品种，它与音乐有密切关连，每一曲牌都属于一定宫调。它与杂剧的不同，主要在于它不夹带宾白（对话）科介（动作表演），不象杂剧那样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是一种仅供清唱的新诗体。散曲又分小令（可以单独存在的单支曲牌）、套曲（同宫调的多支曲牌连缀体）、带过曲（同富调三支以下的曲牌连结）等几种形式。散曲的勃起，又对元杂剧的定型化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宋代的杂剧和金院本，均受大曲影响，念一段，舞一段，唱一段，轮番做戏，缺乏戏剧的整体性，显得色彩单调。散曲进入杂剧后，其面貌为之一新，每折戏就是一个套曲，由一个演员演唱，一韵到底，它可以包括十几支，乃至二十余支曲牌，每剧四折的结构也基本符合戏剧矛盾的由提出而发展，而高潮，而解决的规律。元杂剧是北方地方戏院本和宋金古典传统的诸宫调相结合的产物，但却比院本体制大，篇幅长，比诸富调更多变化，丰富多采，更具有完整性。
元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学”，与它拥有一大批杰出的作家群有关。元代从太宗九年(1287)到仁宗延祜二年(1315)，近八十年间不设科举，读书人失去进身之阶，他们身居贫贱与百性同呼吸共命运，故能写出富有人民性的不朽作品；有的则索性到勾栏瓦舍中寻找出路，与倡优歌伎为伍，创作出不少各具特色的传世佳作。元好问是曲作的开创者，关汉卿当属元杂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有杂剧六十种，《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
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戏，到了元代，统治阶级把国内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南人”被列为最低贱的一等，作为反映江南人民生活的南戏，自然也要遭到冷遇，直到元末，才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它的体制特点是：它不象杂剧那样每剧四折，而是可长可短，没有固定出数；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一个宫调；登场角色均可以唱，不必一人独唱到底，不仅有对唱，且可以数人合唱。这种艺术形式上的突破，无疑促进了南戏的发展。在众多南戏剧目中，高明的《琵琶记》是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
元代的诗词散文比之杂剧散曲要逊色一筹，原因是作者的生活经历不同，诗文作者大部分有着一官半职，不少人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丰裕的物质生活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视野，难得接近群众，因此更加难得正确反映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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